梁雪松摄影博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不堪回首的耻辱与梦魇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个青年曾经的外贸经历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梁 雪 松
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一  下海

       1989年冬，家乡下了一场暴雪，雪地上留下了一串串我思索的印迹。我做出了生命中一个重要决定：下海去外贸公司干！我在外贸的同学蛊惑道：经商做外贸好比在海滩上捡贝壳，遍地是金，捡不完的！父亲为我叹息，但最终未能阻止住一颗年轻的、想要闯荡的心。未来在我眼前似幻如梦，波光粼粼。经同学帮忙，我调到了中设进出口集团下属的一省级外贸公司。忆当年，“外贸”两字如光环闪烁，而外贸公司里的人曾受到一般人多少羡艳的目光洗礼！更不用说找个好对象了—–谈判，下馆子，坐飞机，穿牛仔裤，出国，买免税商品…现在想想，一个人年轻时是多么虚荣！

       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，我顺利通过了全国外销员资格证书考试，开始了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。那时候做外贸业务非常正规和严肃，未获外销员资格证书的业务员一律不能从事业务谈判和出国，英文写就的传真字斟句酌，临发出去前还须主管经理审核，每笔业务的卷宗都分门别类精心保管。那年月是中国外贸人的黄金期，不像现在这样一个乱象，有资质没资质的，谁都可以对外报价，且价格越卖越低。

      二  下工厂

       我做的主打产品是轴承。常有人问，中国的轴承还能出口啊？在他们看来，国产轴承是卖不出去的。我说，在中低档次上有竞争力，主要是咱的价格低，同时许多国家早关闭了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厂。中国人民不怕污染，引来很多外商投资建厂。外贸改制以后，工厂都有了自营进出口权，直接与外商谈判，价格也就越卖越低。90年代中期，世界轴承市场对进口的中国轴承不再以件数计价，价格低到以吨来计，中国原来苦心经营换来的一个牌子“TAM（天门）”成了垃圾货的象征。而像日本，人家在世界轴承市场占有非常高的比重，价格由其商会保护，一致对外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外贸公司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，我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客户逐个流失，剩下来的也多是些最会杀价的爷们。

       我的一个生意伙伴是英国人，老头，很会砍价，人很精；还是个中国通。我们互发传真做生意将近三年，三年后的一个夏季，他来中国，我全程陪同他考察工厂。最后一天去了兰州一家轴承厂，当时我和他正在为一个合同的三美分价格相持不下。丰盛的午餐之后，我们在一个副厂长和车间主任的带领下，先参观了看上去有些破旧的装配车间和锻压车间。在钢球车间，机器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我们的话音，满身油污的工人手持钢钎，拨拉着炉内翻滚到地面上火红的钢圈，有些工人偶尔好奇地回过脸瞅一下我们。他们满脸乌黑，只有两只眼睛的转动，让人知道他们还是活物，昏暗的光线里弥漫着呛人的工业粉尘。我的讲解他一点也听不见。出了车间，在往厂办去的路上，我发现老头子看上去有些难过。闷了半天，他突然有些语塞地说，梁，你猜我刚才想到什么了？他其实并未等待我的回答。他说，他想起二战刚刚结束时，他在一个工厂当学徒的往事，他说，即使是在50多年前，他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比现在看到的要好的多，他疑惑地问，为什么这里的工人不戴健康保护装置，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工厂工人月薪还不到100美元。他说，梁，算了，我接受你的报价，不再坚持压那3美分了…

     三  参展广交会

      我参加广交会是在90年代初，当时广州已成中国最为发达和开放之埠。在其他城市的出租车还是凤毛麟角之时，广州街头潮水般的“的士”已变成一道风景，广东话风靡全国。参展之余，大家都会忙里偷闲地去广州市的北京路、海印桥、高低街、白马市场采购走私的各种水货：手表、倒带机、电动剃须刀等等，满载而归！工作上，我不敢有丝毫马虎，馆内馆外忙前忙后，回到公司，看到收集来的客户名片时，想到一笔笔生意就这样开展，很有成就感。我负责的业务量也是突飞猛进，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，不久我就升任为业务部经理，其后连续14届参展广交会，在公司被称为“老广交”。

       有一年广交会上发生的一幕，让我永远心痛。一天下午，我们摊位上来了一个荷兰商人，他一手拉一个沉甸甸的样品箱，一手捏着计算器，嘴里还噙着一支笔，他这行头让人不敢小觑。来者站在摊位前扫视货架上的展品，公司的副总和我有点儿喜出望外，急忙招呼他坐下谈，其他在场的人已认定大生意来了。但他并未理睬我们的热情。他走近货架，从中取下两把刀具，扔在谈判桌上，然后把一只脚踏在拉给他的座椅上。“请报最优价，我要定两个货柜！”他自大地说。这一举动把我和所有的同事惊呆了！副总也有些挂不住。这小子竟将搬给他坐的折叠椅踩在脚下。怒火在我胸中燃烧，货架上摆满各种刀具样品，我盯着那些铁器，周身在打冷颤，有些冰火两重天之感。副总使劲给我递眼色，又张罗着让我给对方倒杯水喝。之后，他命令我报价，因为这个产品由我负责。我回过神来，拿起计算器算出价格。这猪头不无傲慢地说，他是欧洲最大的手工具批发商，一年从中国吃100多个货柜。他嫌我报价过高，临走前留下名片，约请我当晚九点半到他住的宾馆再谈。他一起身，其他摊位的人员就跟了上去，抢着递名片拉生意！

       接下来，不愉快在继续！副总开始劈头盖脸对我洗脑：人家可是大客户呀，踩椅子算什么？就是踩在你身上，也得给我忍着，好不容易人家对你的产品感冒，你却故意报老高的价格，意气用事，我们还没有资格跟人家玩“脾气”，你没个组织观念，懂吗？爱国？尊严？那能当饭吃？顶个球用！我洗耳恭听，他也挺不容易的，上一趟广交会签不上订单，回去咋向老总及上面交差呢！

       当晚，副总生怕我不愿去赴约，专门派一个业务员与我前往。夜晚的广州灯红酒绿，霓虹灯闪烁着虚幻和欲望，一派南国繁忙的景色。到了宾馆的大厅里，首先看到的是大厅一处的十几个壁挂式电话机下面，站立着一排年轻貌美的“鸡”，个个袒胸露乳，穿着暴露，手持电话机话筒，向这个宾馆每个入住的外商房间里挂电化揽活儿。我们来到了楼层，一溜深红色的羊毛地毯通向各客房。在通道一侧的会客区的沙发上，还坐着好几位内地工厂的厂长，他们早在我们之前等候约见，这是我没料到的。这价格可怎么报啊，工厂的报价比我们专业外贸公司报的低很多！我最后步入他房间时已很晚。令人恶心的是，他的房间里竟有两个“鸡”！她们露着大腿，慵懒地坐在硕大的床上摆弄扑克。他陷在沙发里，告诉我谈话在一刻钟内完成，并递过一块瑞士机械表给我，说是礼物！我的手心里盛出了汗，这个蠢货居然带着在当地招来的妓女在客房里与中国人谈生意，而刚才那几位厂长对他毕恭毕敬，像见了主子一般，他们给他的价格居然比我要低百分之二十！

      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，彻夜失眠了…

      四  出国

       我第一次出国的经历是两个字：受辱！我后来对公司的人开玩笑说，想要受辱，就去出国！我原来以为，蒙羞与受辱是旧中国的事。我知道许多同胞遇到同样经历时，大多选择的是忍气吞声或事后骂娘或打老婆。

       第一次出国拜访客户，别提有多激动！陪同的是公司的老总，我即是业务员又兼翻译。我们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，首飞苏黎世。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，到达苏黎世国际机场。梦靥从此刻开始，瑞士海关的警察在办入境手续时，强行扣留了我们的护照，说等我们离境时再返还。此前，在登机后我的护照已经被我的老总“没收”，其意是防范业务员到了国外只身“投敌叛国”，因为常有这种事儿发生。没想到现在人家把我们的这个玩意包括老总的全“没收”了！几经交涉都没有成功。对方扣押重要身份证件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当成偷渡客对待，尽管他们没有这样说。老总说算了，没有阻挡我们入境已经不错了，反正还会还给你，这种事他经历的多了。瑞士，这个在我心中曾经美丽的国家在那一刻坍塌了。

       第二天我们拜访客户，之后乘机飞往第二站罗马。

       罗马的经历可谓令人发指！以前只听说起美国海关如何刁难甚至殴打中国人，没想到意大利海关会上演另一种风味的“剧目”。当天到罗马机场去接机的是一位早年移居该国的华人周女士，飞机到达后，她在机场候机厅内足足等了两个小时，就是不见我们的踪影。 

       我们下机后排队办理出关手续，意大利警察看到我们所持的中国护照后，不由分说将我们从队伍里“清理”出来，我们被带到机场海关的一个小房间里，里面站着七八个衣冠不整的黑人和南亚一带那种肤色的人。“咣”一声，门被锁上了，这一切来的如此突然。看样子，偷渡客是中国人的代名词！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无人出声。老总说等等看吧，但什么也没等到。我抑制住愤怒与不安，走近那扇铁门，焦躁地敲了几下。敲击引来了两个警察，老总向我摆手示意，生怕我捅了马蜂窝。我说是他们不对，为什么平白无故把人关在这个黑屋子里。警察怒视着我，我用英语质问：我们的签证是贵国驻华使馆签发的，凭什么扣人，也不见你们来解释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老总没想到我发这么大火，本来应该是他发火，我没有资格发火，可老总半句英语都不会呀！老总非常恼怒地看着我，想阻止我，但为时已晚，他只能无助地领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滋味。两个警察听不懂英文，没等我说完，就出了门，不一会，带来一个懂英文的家伙，我重复了刚才的话，以外交部长的口吻抗议他们的行为。没想到我说完后，他看了一下两本护照，然后递给我说，你们可以走了！老总也没料到这一突然的变化。他是个老江湖，到过30个以上的国家；他说到穷国好办些，到这些发达国家，都狗眼看人，也怪国人不争气，到了异国，总要绞尽脑汁滞留不归。周女士听后大骂一通，说碰上这种事就要据理力争，洋人都是欺软怕硬的。

       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去了威尼斯，帕多瓦，都灵，并在米兰坐上了开往德国科隆的火车。但愿飞驰的火车把胸中的不快带走，我已有些强迫症了。好在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的一对丹麦夫妇与我们友好地聊着，他们起初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，听说是从中国大陆出来到欧洲做外贸生意，吃惊的直张嘴。意大利的火车高速正点，每站都只停1分多钟，全程电脑控制。火车开出近3个小时后，到达了与德国接壤的城市科莫。看到科莫这个城市，觉到很亲近，因为我曾在电视转播中看过科莫对米兰的足球比赛。

       火车停在了这个边境车站，上来了一队警察。警察对满车厢的欧洲人只是随意的检查了一番证件，走到我们跟前时，将护照翻来覆去看了个遍，又盘问许多。我注意到全车厢的老外都盯着我们看，同座的丹麦人也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，我们就像小偷一般。我已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又要来临。果然，警察用礼貌但不容置疑的声音说，你们必须下车，即使你们所持的护照上有意、德、法等国大使签发的签证；你们必须从空中过，不能从陆地过！我问他，从空中过是何意，他说就是坐飞机！他担心我们在入境德国某一车站后溜走，并举出多个中国人“不光彩”的例子，又补充说，原路返回到米兰的火车购票款由他们来负担。火车在这个站停留了足有20分钟，我问他我们就是要到德国去，坐飞机到德国后去就不怕“溜走吗”？僵持中，车厢里的人们窃窃私语。王八蛋们瞎了眼睛，存心折磨和陷害我们，没有任何回旋的口气。

       我搬起两个沉重的行李箱，下了车，火车开动。那一队警察尾随我们，生怕我们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似的。过一会，一中年女人已买回来两张半小时后开往米兰的回程票，递给我们。一趟火车准时到站，我们艰难的登上了返回米兰的列车，那一刻，心中不知是恨是恼还是什么…

       我们辗转折腾，身心俱疲，总算在当晚买上了一班飞往德国科隆的机票，但意大利警察仍在起劲儿地玩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在办理出境手续时，一个混血种杂种警官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钱按期返回中国，我把随身携带的三千美元旅行支票狠狠摔在他面前，怒斥道这些钱可以让我往返五次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！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到这个狗娘养的国家来了！

       到了汉堡时，夜已深，但我的老总阴沉沉的脸色使我害怕，一路上，他几乎是一言不发，他的沉默是我最为恐惧的。他憋了一路，终于发火了，真正的发火，怒火中烧。他顾不上全天的劳累，狠狠的收拾我：不要逞能，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自己的形象代表国家的形象，要遵守外事纪律，要……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作于2008年冬     宁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