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笔外一篇
谁在挑战社会良知？
—对北大教授孙东东事件的思考
梁雪松
近来因叫嚣“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者有精神病”而一鸣惊国的北大教授孙东东，其骇人的言论已严重伤及到了公众的神精。他利用话语权挑战社会良知，无视最基本的常识与做学者的底线，惹得民众与媒体口诛笔伐。其实孙某并非完全是一个智障或脑残者，他身上贴有很多个耀眼的专家招牌。那么他挑战正义社会的目的又何在？
说穿了，此人是在用知识作恶，是在向政府和权力卖乖，以献媚于当权者。在这个“精神门”事件之前，孙某就格外卖力地替三鹿毒奶辩护过，说什么三鹿毒奶是意外，根本不必担心中国的奶制品企业。而事实是：在三鹿危机爆发之后，消费者才发现中国奶制品行业从来都没有这个“根本”，只是消费者被蒙在鼓里而已。
两年前，教育部的那个叫王旭明的发言人因抛出“教育买衣论”而声名远扬，之后有北大教授徐滇庆的“高房价论”、茅于轼的“厕所论”、董藩的“同居刺激房市”论；再往后，参加两会的若干政协委员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什么恢复繁体字、向第三者索赔、授温总理“全国劳模”、国花、国服之类提案充斥眼球，使得民众对“砖家”“教兽”的看法大打折扣。虽然网民的措辞和看法有失偏颇，但“精英们”的形象坍塌则是事实。无耻者无畏，他们不时抛出雷人的谬论或一些只能检验弱智的思考题，不能不让人深思。这一次，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对此辈“雷人”群起而攻之，这是良心没有泯灭的社会大众最自然不过的反映。值得欣慰的是，网络强大的力量是任何势力或跳梁小丑无法阻止的，网络民意显示了民心向背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还在。
这个事件不大，但也不小，它拷问的是：孙某这样一个在电视和电台上抛头露面，引导主旋律媒体，靠蝇营狗苟做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，在社会上又混得如鱼得水的教授，是出自北大这个在五四时期就呼喊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的高等学府，真是莫大的讽刺与悲哀。若中国没有很好的机制淘汰掉那些伪劣专家，则提高国民素质，办好教育事业就是空话。在一个缺失了核心价值观、存在制度缺陷、不公正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社会，知识分子更应该是道德底线和社会良知的守望者。有知识无道德不配在中国最有名的学府中从事教书育人工作。孙的言论表明，作为医生他无慈爱之心；作为法律界人士，他无基本的法治意识。有人说他的言论，是法西斯的翻版，并不过分。
信访是保证民情、民意顺畅上达；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窗口；是集中反映老百姓诉求的管道。对待上访者的态度是衡量官员、学者爱人民与反人民的试金石！什么叫给有关部门找麻烦？政府有关部门就是管老百姓的麻烦事的！一般而言，上访者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或弱势群体，他们到上级部门“告御状”无非就是为了维权或申冤，向政府求救。曾记否，佘祥林冤案中的办案警察曾用枪顶着佘的胸口说：“我可以你抢枪为由毙了你！”要是这位警察真开了枪，我们就看不到这位沉冤得雪的佘祥林了。佘的年仅54岁的母亲为儿子的冤案奔走呼告，却被关押了 9个半月，交了 3千元才被放出，其母当时已双目失明，双腿瘫痪，回家仅三个月即含恨离世。那些为佘作清白证明的村民不是被抓就是出逃，有的甚至差一点被迫自杀。佘案是公、检、法三家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直到11年后因为佘的妻子死而复生才得以昭雪，如果没有“死人”的复活，那里的警察可能还是什么也没有错。这是为什么，就是因为公民没有权利，没有人听他们的声音，申诉的结果是一个个申诉者被关进了监狱、甚至于被迫害致死。难道那些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们都是精神病患者？
从孙东东此次挑战社会这个标志性事件的性质上来看，是非常严重的。表面上孙东东看似是一个不分是非、颠倒黑白的草包；实际上他是做了严重激化社会矛盾的勾当，并想通过话语霸权、学术暴力达到强权，属权势社会的典型表现。
以专家身份扩大社会危害影响力，以知识作恶，其结果，就会给社会带来愤怒、祸乱与恐怖效应。
作于2009年4月7日 宁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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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老师文笔犀利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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